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进入封关运作前关键期，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加速集聚引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催生了多元化、复杂化、国际化的社会矛盾纠纷，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以矛盾纠纷化解为切入点，构建与自贸港定位相适配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既是保障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的现实命题，也是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区域实践的重要课题。
理论根基：矛盾化解与治理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并非孤立存在，二者构成“实践—保障”的辩证统一体，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
从本质上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实践场域。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机制优化实现社会善治，而矛盾纠纷作为社会关系失衡的集中体现，其化解效果直接检验治理体系的适配性与治理能力的成熟度。在自贸港建设语境下，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要求，更是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支撑，是彰显自贸港治理效能的“试金石”。同时，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如多元解纷机制的衔接、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等，反过来为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素材，推动治理制度不断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矛盾纠纷高效化解的制度保障。根据协同治理理论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制度供给、资源整合、科技赋能、文化引领四大支撑，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系统性保障。制度支撑层面，自贸港法规体系的完善使解纷工作有法可依；协同支撑层面，打破部门壁垒的联动机制破解了“九龙治水”的治理困境；科技支撑层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了解纷效率与精准度；文化支撑层面，“以和为贵”传统理念与现代契约精神的融合，从源头减少了矛盾纠纷的产生。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自贸港善治的基础。
实践困境：自贸港矛盾纠纷的特殊性与治理短板
海南自贸港的特殊定位的开放属性，使得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区别于内陆地区的鲜明特征，也暴露出当前治理体系的适配性短板。
从矛盾纠纷的特征来看，其一，跨境性与国际化凸显。随着外籍常住人口、年接待游客的增长，跨境贸易纠纷、外籍人士权益纠纷、候鸟群体矛盾等新型纠纷日益增多，涉及不同国家法律规则、文化习俗的碰撞，增加了化解难度。其二，类型多元且新型化突出。旅游消费纠纷、征地拆迁纠纷、涉企跨境纠纷、生态环保纠纷构成主要矛盾类型，其中跨境电商合同违约、外资企业用工争议、海岸带开发冲突等新型纠纷，对治理主体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三，舆情敏感性强。旅游消费、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纠纷易通过网络发酵扩散，引发对自贸港整体环境的质疑，对快速响应、透明处置能力提出挑战。
从治理体系的短板来看，一是规则衔接不畅。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政策与原有制度、群众认知存在差距，部分新型纠纷缺乏明确的规则依据，导致解纷标准不统一。二是协同治理效能不足。尽管已建立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但部分地区仍存在部门壁垒，信息共享不充分、联动处置不及时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三是基层治理能力薄弱。部分基层干部缺乏自贸港法规知识与多元解纷技巧，面对跨境、新型纠纷时应对乏力。四是法治意识有待提升。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企业合规经营意识不足，加剧了矛盾纠纷的化解难度。
路径建构：自贸港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方向
以治理现代化破解矛盾纠纷化解难题，需立足自贸港特殊定位，构建“源头预防—多元化解—科技赋能—基层夯实”的系统性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效能与解纷效果的双重提升。
一、源头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自贸港转化
源头预防是矛盾纠纷化解的根本之道，需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自贸港实际相结合，构建“预防为先、关口前移”的治理模式。在治理架构上，推行“村（社区）+网格+楼栋”三级排查体系，每个网格配备“调解员+法律顾问+民警”的专业力量，实现矛盾纠纷的早期识别与干预。在实践路径上，针对重点领域风险，建立“政策宣讲+利益协商+法律援助”的前置机制，如三亚市海棠湾地区通过该模式使征地纠纷率下降，印证了源头治理的实践价值。同时，推广“村民议事会”“候鸟人才智囊团”等民主协商机制，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二、多元化解：分层递进体系的制度建构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非诉在前、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解纷体系，是提升解纷效能的关键。在制度设计上，依托《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明确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等解纷方式的适用范围与衔接程序，实现“无缝对接”。在组织培育上，重点发展旅游、海事、知识产权等行业调解组织，吸纳行业专家、外籍调解员等专业力量，提升新型、跨境纠纷的化解能力。在机制创新上，打造“旅游纠纷先行赔付+异地调解”“海域纠纷海洋法庭+渔政调解”等特色模式，适配自贸港矛盾纠纷的类型特征。
三、科技赋能：智慧治理的法治保障
数字法治理论为科技赋能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支撑，需构建“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的智慧治理平台。在风险预警层面，建立矛盾纠纷大数据分析中心，整合12345热线、信访、司法等数据资源，通过算法模型预测高发领域与风险区域，实现精准预防。在在线解纷层面，推广“调解云”平台，实现调解申请、证据上传、视频调解等全流程线上办理，适配候鸟群体、外籍人士的时空需求。在智能处置层面，完善12345热线“一键转派+限时办结”闭环机制，明确简单纠纷24小时响应、复杂纠纷7天内处置的标准，提升解纷效率。
四、基层夯实：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培育
基层是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线，需通过资源下沉、队伍建设、社会参与，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在队伍建设上，实施基层干部“法律+业务”双培训，重点强化自贸港法规、调解技巧、舆情应对等能力。在资源下沉上，实现法律顾问、律师、公证员进社区、进园区全覆盖，为基层提供专业法律支持。在社会参与上，培育志愿者队伍、商会组织、少数民族调解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区域样本：以治理现代化护航自贸港行稳致远
海南自贸港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特殊区域的生动实践。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治理全过程，通过源头治理、多元化解、科技赋能、基层夯实的系统性路径，实现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与社会治理的持续优化。
这一实践探索不仅为自贸港建设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法治化营商环境，更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样本。在封关运作临近的关键阶段，需进一步深化治理体系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与科技支撑，推动法治与德治深度融合，使社会治理体系更加适配自贸港的开放发展需求，为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海南力量。
（张霞，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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